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前文已经提到，俄罗斯的工业化主要是借鉴德国，彼得大帝如此，列宁也如此。1917年二月革命后，俄罗斯的局面可谓漫无头绪，对德战场上军队溃散，国家陷入了失业与饥荒之中，走马灯般更替的临时政府松散、软弱。1917年9月，列宁写了《大祸临头及防止之法》，主张由国家实行监督、监察、统计和调节生产与流通，规定生产中劳动力的正确分配，爱惜民力，消除对民力的浪费，加以节省。监督的主要办法是银行国有化，大型垄断公司国有化，取消商业秘密，强迫中、小工商业者实行合并，强迫人民联合于消费合作社。
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”这就是“苏维埃公司”的理论基础。这个理论的基点之一是将国家视为一个整体，从整体的角度来安排整个国家的生产，借以使生产安排在宏观上合理化。苏联的统计体系《物质产品平衡表体系》（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，简称MPS），就是为服务于这一目标而设计的，它关注的焦点是“国民经济综合平衡”。任何一个管理过公司的人都知道，把握各种平衡对公司生存的重要性。
然而，这种追逐的胃口随时间推移而放大、积累，必然导致官僚群体膨胀而吏治败坏，官僚们利用手中的权力聚敛越来越多的社会财富。数代之后，官僚群体中知道民生疾苦者渐少，而精通官场潜规则者渐成主流，官场潜规则成了一种强大的人才筛选机制，将那些独立思考、关心社稷前景者层层淘汰，最后官场内有真知灼见者仅余凤毛麟角，而纨绔子弟与精通潜规则之徒日增。《红楼梦》中的荣宁二府，不下数百口人，能为朝廷效力者不过贾政一人而已，还未见其为社稷作出过什么贡献。而社会却需为这数百口人的锦衣玉食提供资源，官民矛盾焉能不激化？
在这样的演化机制面前，王朝的长治久安有赖于对官僚集团的控制。然而，在官僚政治的构架下，不可能有制度化的社会监督（武则天曾试图依靠群众监督，结果被士大夫集团臭骂至今）。于是只能依赖内部监督。事实上各王朝初期几乎都曾严厉地监管官僚集团。自从司马迁在《史记》中为酷吏立传以来，《汉书》、《后汉书》、《魏书》、《北齐书》、《隋书》等正史中都列有《酷吏传》。这些酷吏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抑制官僚集团的腐败趋势。到了明朝，朱元璋甚至将贪官“剥皮实草”，以儆效尤。然而史实证明，这一切终究无法抗拒官场腐败的大趋势。大清朝总结历代经验，为御史台（相当于）搞出了十六册四十二卷的《钦定台规》皇帝审定的御史台办事规则，在内部监督的创新和制度化方向上迈出了重大步伐。然而《钦定台规》颁行三十多年后，清王朝就倒台了。
“新阶级视全国的资产为己有，把社会主义的、公有制或国家等名词变成法律上的空洞字眼。新阶级害怕冒犯其绝对权威会动摇其财产所有权。因此，新阶级反对任何形式的自由，目的就在保障其社会主义的所有主之地位。批评新阶级对财产的垄断，足以使新阶级产生失去权势的恐慌，新阶级对于批评之敏感，是他们的统治与行使权力的态度造成的。”
对这些观点，人们见仁见智，各有评价，但这毕竟是直面现实进行的独立思考。而苏联的主流理论家们却根本无视现实。他们竭力证明苏联的制度就是马克思意义下的“社会主义”，苏联的政府就是“无产阶级专政”。但马克思对社会主义的构想严谨而清晰，苏联的现实与之根本就是南辕北辙。他们只好牵强附会、强词夺理。结果“政治任务”取代了学术研究，苏联的主流理论家们从研究者沦为辩护士。两者的区别是巨大的，研究者须从事实出发，没有预定的结论，所得结论只接受事实与逻辑的检验；而辩护士先有预定的结论，一切工作都是争取辩护的成功，而不在于从研究中获得洞见。
到了上世纪50年代，苏联宣布“进入无阶级社会，全面向社会进军”，在苏共二十二大上，赫鲁晓夫宣称苏联已经是“全民国家”，苏共已经是“全民党”。这种既不符合马克思理论，又不符合事实的宣称，把苏联的主流理论家置于极为尴尬的地位，他们更没有可能直面现实，从事严谨的研究了。于是苏联的主流理论越来越脱离现实，越来越缺乏说服力。苏联曾经拥有的道义力量日渐衰落，维持政权只能依赖秘密警察和常备军，而这是列宁当初希望“不得不”“立即开始消亡”的“寄生物”。
主流学术界是统治集团的大脑，学术界的这种状况，使苏联的官僚统治集团日渐沦为“无脑人”，不但无法直面社会现实，甚至无法从长远、整体的视角关照本集团的利益。官僚统治集团在强大的秘密警察和常备军的保护下，在勃列日涅夫“稳定”政策的纵容下，埋头于积累特权，仅两三代人就沦落为浑浑噩噩、幼稚腐朽的群体。面对必然出现的困境时，只能作出条件反射式的反应，提出粗浅、鄙陋的对策。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所谓的“勃列日涅夫主义”。
人们看到，苏联早期官僚集团身上的理想主义色彩早已消退殆尽，他们的第三代已经演化为一伙“理性经济人”。他们在总的文化水平、专业知识等方面要比老一代高得多。他们都受过高等教育，许多人有学位，不止一次出访西方国家。西方的统治上层是垄断资本家，在那个“财富控制权力”的社会中，垄断资本家只需关照自己的利益，只要交了税、不犯法，在自己的“独立王国”内，可以为所欲为。而苏联的官僚集团身披着“马克思主义”外衣，手举着“工人阶级”旗号，总不免觉得碍手碍脚。正如《20世纪俄国史》作者的评论：
至此我们看到了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”在欧亚大陆上演化的一个全过程。它是工商文明的主流模式之一，另一个主流模式是英美的“自由资本主义”。在后发资本主义国家中，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”证明了自己在工业化方面能高效地完成“追赶”任务。在这个意义上，“苏维埃公司”的出现有其必然性。然而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”无法容纳社会监督和学术独立，结果必然导致官僚统治集团贪鄙化、弱智化。官僚统治集团最终演化成了“国家垄断资本主义”的掘墓人，在瓜分“苏维埃公司”的同时，他们将国家推入了分裂与衰落的境地，将同胞推下了灾难的深渊。
